特首選戰對曾、梁的啟示

P20 | 時事評論 | 新思維網絡 | By 張炳良

一次選舉往往產生改寫政治版圖、以至政治操作「遊戲規則」的效果，影響下一階段人們的政治行為；議會選舉如是，剛舉行的特首選舉也如是，儘管只是「模擬普選」，也有一定啟示。

　　有一位內地記者問我：梁家傑一方面參選，卻又反覆強調自己不會當選，輿論也認為他不會當選，那麼其「參戰」的意義在哪裏？這對泛民主派來說，的確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此所以當梁家傑在三月十五日電視論壇後總結：「香港已經贏了，香港市民已經贏了」時，一些支持泛民的論者質疑：如何贏了？贏在哪裏？

　　問題可能出在當初梁家傑及公民黨決定參選特首，並未有勾畫出完整的政治論述（或許現實政治不容許這樣做），亦未在泛民內進行全面辯論，以建立牢固的作戰共識。梁營早期強調「有競爭的選舉」，後期「公開辯論」這樣美式總統選舉的對決，側重於選戰思維過於粗疏。

　　就算民眾一面倒地認同有競爭的選舉，是否就等於他們必然認同民主派執政？美國總統選舉的勝敗又是否如此簡單，只取決於電視上的辯才而不在乎候選人的政策理念與具體政綱？

參選變爭普選流於貧乏

　　泛民陣營流行一種觀點，就是既然側重於在八百人選委會「小圈子」選舉中注定必敗，則不應花時間在各項政策上，只應聚焦普選訴求、批判小圈子選舉；看來，梁家傑後階段把整場選戰主軸回歸於「還我選票」，乃受了這種思維影響，因而把大大小小政策及施政問題都簡約為「沒有一人一票」的問題。作為民主運動，時刻強調一人一票，理所當然，但是，把整個參選變作另一項爭普選行動，未免流於貧乏，「為何參加小圈子選舉較杯葛更能突顯普選訴求呢？」，這一直是泛民中反對參選者的質疑，箇中不無道理─杯葛「小圈子」理直氣壯、穩站道德高地，一旦參選，容易被視作為小圈子的認受性背書。既參選而又可維持對小圈子選舉的顛覆性挑戰，前提只能是：民主派推出魅力候選人、提出扎實而具願景的治港藍圖、改造選舉文化。取得高民意支持度，這樣，人們才會更質疑小圈子選舉的代表性，更渴望早日普選，以行新政。正基於此，策略上泛民更應多花心思時間在政綱之戰上，而非只是訴諸普選的正義性，否則便容易陷入李登輝對陳水扁的批判：「只懂選舉，不懂治國」。

　　由於並非真普選，所謂民意取向只能參考三所大學所作的民調，雖然它們所用樣本不同，故數字稍異，但是反映出來的趨勢卻是大底一致的─就是絕大多數人在二選一時，寧取曾蔭權，不取梁家傑；按港大民調落差至最終階段竟達「八：一」之比。以住議會選舉，泛民既持有本身三成多之基本盤，更通常拿到佔三成的中間民眾支持，佔票率達六成以上；現在特首選舉，民意逆向，反過來曾蔭權盡取中間，而梁家傑卻未完全保住基本盤。

　　客觀上，泛民借用了社會上不滿小圈子封閉式選舉的民情的「東風」，創選了去年底選委會專業界別選舉中的亮麗成績；可是，與此同時，民眾也借用了泛民參選的「東風」，去促使曾蔭權走出小圈子、採取面向社會的競選工程，但心中仍多屬意曾蔭權連任。這樣「互借東風」，議程各異，泛民不宜一廂情願，二合為一。

民主派應執政而非監政

　　梁家傑知不可為而為之，在競選中表現出色，有大將風範，但是為何大多數人「取」曾「棄」梁，關鍵不完全在於其政綱比較單薄，或是他欠缺公共行政經驗，而在於泛民主派的基本定位。長期以來，泛民把建制與民間對立，言必官商勾結；如此反建制定位，固然有利於它當切切實實的反對派，但卻不利於令人有信心它在現管治中具備協調不同（甚至對立）利益、有時須作不討好的決策、並與工商界及中央維持穩定關係的執政者條件。你說市民保守也好、務實也好，但他們似把「執政」與「監政」的條件與角色區分開來。

　　梁家傑及泛民長遠若真正有志邁向執政，便須反思今次特首選舉的啟示，不要流於自我感覺良好或政治悲情之中，而須超越「泛民」，爭取「全民」。民主派政黨須思考：究竟他們要選民視其為永無機會上台執政的反建制派，故功用在於驅使執政者改善而非取代它，還是真的有志執政、並願意為邁向執政而轉型的「government-in-waiting」。選舉後梁家傑在泛民陣營中地位大大提高，他應團結泛民、走改革民主派之路。

　　競選鞏固了曾蔭權的民望，賦予他不少政治能量，他選後風險，如盧子健在他報指出，在於政治「還債」及與民主派關係可能惡化，致施政舉步維艱。選舉中民情反應，對他帶來兩項主要啟示。第一，他獲中間主流廣泛支持，故更應走「全民」特首路線，擺脫過去特區政府被不少人所詬病的利益集團挾持的格局，做到「有權無權、有勢無勢、有錢無錢……」皆是其政府的老闆。

曾蔭權民望高期望大

　　第二，主流民意屬意曾蔭權連任，儘管反映一定的求穩甚或保守性的民情，但卻絕對不等於市民不求變、安於現狀。相反地，從競選過程中各界反應，應清楚看到：人心思變。如雙普選、整頓官本位的決策文化、理順教育改革、小班教學、保障長者及弱勢社群、正視中產社會流動窒礙現象、環保等，比比皆是。梁家傑批評過去政府決策過分從經濟及行政着眼，也非完全無的放矢，也獲得一定回響。

　　民望愈高，期望愈大，曾蔭權是否具備足夠政治意志及能量去扭轉多年來香港管治的惡性循環，以及克服來自傳統官僚習性及既得政商利益的阻力，去改革建制，推行新政，乃其未來五年的重大考驗。

行政會議成員、城市大學教授

民意主導民粹抬頭

和上一個任期只得二年不同，曾蔭權當選第三屆行政長官之後，未來五年足可以令他一展抱負，落實他政綱內各項承諾。眾所周知，在○五年曾蔭權能夠由署任然後正式繼董建華出任行政長官，完全是客觀環境使然，北京眼見香港民心渙散，特區政府的管治威望一落千丈，如果不在中途易帥，特區政府運作恐怕會陷入癱瘓。接任之初，中央政府對曾蔭權仍然保持高度戒心，親北京陣營更因「思想上轉不過來」而對這位港英遺臣冷嘲熱諷；結果，曾蔭權只能原班接收董建華留下的主要官員班子，以及繼續董先生未完的政策；基本上，曾蔭權過去兩年任期的性質只是一個過渡政府。

　　形勢格禁，我們當時認為曾蔭權的「過渡政府」不宜大有為，他只需完成兩大任務，一是創造就業，乘着經濟復甦不斷改善失業率，人人有工做，民心自然趨穩；二是適時減稅，隨着政府赤字問題改善，盈餘增加，政府在接近換屆時推出減稅措施，還富於民，自然可以贏得掌聲。現在看來，兩大任務順利完成，曾蔭權政府的民望也一直維持高企，即使他任內政改方案無法通過、西九計劃被迫拉倒，連番受挫，但政府民望未受影響，經濟和就業環境改善應是主要原因。

　　未來五年又如何？經過兩年「實習」任期的考驗，加上以「三高」順利當選（高民望、高提名、高得票），令泛民主派再不能質疑曾蔭權的民意基礎；形勢比人強，親北京陣營也逐步「歸邊」，由對立改為全面挺曾，過去對代表英方的港府官員不屑一顧的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昨天更大讚曾蔭權「愛國愛港」……。從上任之初只得部分公務員支持，到現在「一統天下」，除了中央官員背書，部分傳統的親北京勢力、向來不滿曾氏作風的自由黨等等，現在都要「團結在曾蔭權領導下的特區政府周圍」，令曾蔭權的權力基礎大大擴張，強政勵治，到現在才真正水到渠成，要在未來五年推行具爭議的政策，曾蔭權已有足夠的政治支持。但是，這種轉變因何而來？最根本的，還是來自民意的支持。

　　沒有民意的認同，沒有六成以上的市民支持，曾蔭權單靠八百名選委投票授權，是沒有可能進行有效管治的。曾蔭權在競選網頁上總結自己的選舉工程時，承諾未來「必會以民意為依歸」，可以想像，未來特區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施政方針必會出現根本性的轉變。香港過去沒有民主，政府的施政毋須完全仰賴民意，在諮詢民意之餘，政府仍然可以「擇善固執」，拒絕一些取悅民眾但長遠令政府財政負擔不來的政策；事實上，如果政府過去事事以民意為依歸，香港必定是個「均富」但不是經濟興旺蓬勃的社會！但是，當選舉要爭取民意，但議會內政府仍然沒有足夠的大多數支持時，往後任何日子，行政長官都要繼續爭取在民調中保住高位的支持，以便和反對派討價還價；可以說，任何會影響民意支持的政策在曾蔭權任內都會盡量避免推出，以免削弱他的管治權威。

　　在競選期間，曾蔭權對最低工資、公平競爭法、教育和醫療政策等，都作出了肯定的承諾，一一落實的話，政府開支必會持續上升，營商成本則不斷增加，但曾氏的政綱內還可以承諾降低稅率！過去這種政客式的選舉空頭支票，只會被視為奇談怪論，但現在都一一成為了行政長官施政的目標。以民意為主導，帶有民粹色彩的政策自然陸續出台，特首選舉的結果，令這些變化慢慢成為事實。

　　對商界來說，過去與政府的「夥伴」關係將難以維持，以民意為依歸，有什麼比抑商、針對「暴發戶」、打擊「牟取暴利」等措施更能得到民眾支持？在未當上行政長官之前，毋須以民意為依歸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清楚明白最低工資和公平競爭法在香港根本不可行，但經過選舉「洗禮」之後，這些政策相信都會相繼落實，成為爭取民意的本錢，至於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當然不會是首要考慮的問題了！

《信報》社論，2007.3.28